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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《西游记》作者之争的学理与方法论 蔡铁鹰 诗人王维有描绘早春的诗句云“桃李虽未开，荑萼满芳枝”，我想这可以借来形容《西游记》作者问题的目前研究状况——我认为，经过近百年来几代人的努力，围绕《西游记》作者的主要质疑已经得到澄清，吴承恩具有作者身份的证据链已经形成，作品与时代与社会互通解读的基本条件也已经具备，可以预见，《西游记》作为神话魔幻文学的顶级样本，“西游文化”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，吴承恩作为文学巨匠的绝代风标，都会在不久迎来二月阳春三月芳菲的好时光。 当然这个判断一定会被质疑——且不论一直对“吴著”持怀疑、反对态度的各路大神，即使我们“吴著说”同一战壕内的战友，也都会认为我的判断太乐观。我们认为，再质疑、再反诘没有太大的意义，因为那样很容易纠缠于片言只语、细枝末节，从而在若干似是而非的概念上恍惚周旋。我想做的，就是谈谈方法论的问题，我认为两种观点产生差异，并非有关原始依据的实证，而是所持方法不同。 一回顾问题，全面客观最为重要 很多人在讨论作者问题时，都要回顾一下历史,这其中是大可弄点春秋笔法的，很多时候这种回顾会有意无意地丢掉点什么，多说点什么，也就是在按照自己的预设挖坑或者绕路。 全面客观地回顾，是正确结论的基础。 明万历二十年（），南京一个叫金陵世德堂的书坊开始发售一种新的唐僧取经故事书《西游记》。此书书名前冠有“新刻出像官板大字”字样，分二十字分卷，每卷五回，计一百回。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百回本《西游记》，通称为“世德堂本”或“世本”。原书没有标注作者，只是在标题之后，刻有“华阳洞天主人校”一行。书的正文前，有一篇“秣陵陈元之”应邀所作的序，其中提到，《西游》一书“不知其何人所为。或曰‘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’；或曰‘出八公之徒’；或曰‘出王自制’”。此后： 明末市面上流行的各种版本，基本都是世德堂本的翻刻（暂不涉及杨本、朱本的讨论），不署作者名，现今习惯上将这类翻刻都称为世本系统。 清初汪澹漪刻成一部《西游证道书》，前有署名元人虞集的《序》，首次提到《西游记》作者为“丘长春真君”，并称其所据者为一种久已失传的大略堂古本西游,这造成了“丘处机说”二百多年的流行。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所谓的“大略堂古本”子虚乌有，虞集《序》则是一本正经的伪造。 清中叶，纪昀、钱大昕等学者已经看出“丘处机说”作伪故意弄出乌龙的把戏，指出丘的《西游记》其实另有其书，是一本地理游记,与唐僧取经的小说《西游记》完全不同；又有淮籍学者如阮葵生、吴玉搢、丁晏等根据《淮安府志》“淮贤文目：吴承恩西游记”的著录和其中方言，指出流行的《西游记》作者实为淮安乡贤吴承恩。 进入20世纪20年代，胡适、鲁迅等开始现代意义上的《西游记》研究，对于他们那样的学者，把《西游记》植名于丘处机名下显然是一个很容易被识别的错误。胡适在《西游记考证》中说得非常明白：“《西游记》不是元朝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作的。”他们跟踪线索追寻到天启《淮安府志》，认为其中“吴承恩西游记”的记录当属可信。这就定下了“吴著说”的基调，稍后，董作宾、郑振铎等附议，年故宫发现吴承恩诗文集《射阳先生存稿》，年赵景深撰成《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》，年刘修业完成《吴承恩诗文集》笺注，年苏兴出版《吴承恩年谱》《吴承恩小传》，都促成了至今近百年来“吴著说”的“一统天下之势”。 到20世纪80年代，章培恒先生的《百回本〈西游记〉是否吴承恩所作？》一文对“吴著说”表示怀疑。其意见集海内外学者疑问之大成，大要认为《淮安府志》著录的吴承恩《西游记》是一个孤证；且并不能指实为是一本通俗小说，而很可能属于地理游记；其中又有吴地方言，因此写百回本《西游记》的也许另有其人。此说一经提出，即刻便引起广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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